如此超前的思想，即使放在晚清时的维新变法运动，恐怕也很少有能及墨子的。也正因为如此，墨子被称为反对周天子的一代任侠。只按照自己的为天下事，像李白那狂歌痛饮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不为沽名钓誉，不为汉史青书，只为自己的心作主。所以说墨子是一名侠客。

其实自西周开始，就确定下来一个组织严密的血缘社会，一切社会地位上下尊卑，社会关系等等都为血缘纽带所系。

一个人的生活可以说完全离不开血缘所确定的位置，儒家就是在这种血脉伦常里诞生。但是随着春秋以来的血缘关系纽带的崩解，一些游离在血缘社会之外的人士自我定位就出现了问题。

一方面，他们中的有些直接失去血缘纽带，有些因为血缘淡薄失去了与大宗族之间的联系。人是不可能脱离社会关系而生存的，失去了血缘的关系这群人自发的聚集在一起。

他们之间的关系显然不能是血缘上的亲人之爱，这种全新的社会关系需要的是全新的定位。因而出现了后世江湖义气的平等关系的原型，“江湖儿女”之间自然不适合君臣父子那些条条框框。

“兼爱”是被社会所孤立的人的选择，显然和实际意义上的家庭的消失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此做出说明。

但道家很明显更贴合实际，能够平等地爱天下百姓的，只有圣人，普通人是做不到的。

儒家的仁爱，按照血缘亲疏自然就得出了政治等级，形成完备的政治体系。但是墨家做不到，兼爱违反了人性。同时兼爱在理论上完全推翻了三代的政治体系，但又建立不出新的政治架构，难以成为统治者利用的工具，势必被统治者所遗弃。

我们从墨家学说核心的兼爱非攻说起。墨家从兼爱的理想出发，希望实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的社会。从而在现实中实践非攻的信条，用一切手段反对侵略战争，这本质是没错的，也合乎逻辑。

但墨家的问题就在于，在他们的实践中，非攻这一信条在一定程度上被狭隘化了。从兼爱的角度出发，非攻应该绝不只限于反对侵略战争，而应该扩大化到反对，乃至用武力对抗一切社会上的，侵略性的不公正现象，实践普遍的社会正义。

考虑到墨家在当时拥有的强悍武力，这种对抗还是有可能实现的。但在历史上，从孟胜等人的表现来看，他们更多地是实践军事上的或外交上的非攻防守，反对侵略。

我们很少能看到墨家在社会层面上的非攻，主持正义的表现。这就使墨家所能获得的支持主要局限在各国君主而不是民众上。

虽然墨家主张的政策同样能获得民众的支持，但墨家并不能更深入地和民众结合起来，这是只有社会层面上的非攻才能做到的。

这个问题在墨家主张的经济政策上也有体现，墨家的节用节葬基本概括了其经济政策，但这只是针对贵族和统治阶级的。

对于民众，墨家除了呼吁统治者减少浪费，减少战争以缓解他们的负担以外，并无更多更好的策略来改善他们的生活。

事实上，这一点也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墨家本应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墨家在数学、物理和工程技术等方面的积累完全可以用到水利工程建设、农用和工用器械改良等方面，乃至进一步转化成一种以提高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为核心的政治理念，作为对节用节葬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