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飞和顾天翔只用了一个星期，就把这学期的课本都自学完毕了，对法律的起源和发展也算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这之后，两人便开始旷课。

因为有了双女王在第一节课上说过的那番话，他们俩人旷课的程度只能用肆无忌惮来形容。整整半个月，同学们都没在教室里见到过他们的学习委员……

在教室里老老实实上课的同学们自然很鄙视范飞和顾天翔，只是他们并不知道，对于宋书双的那两点建议，倒是范、顾二人执行得最好，也理解得最深刻。

范飞虽然旷课，但并不是去玩，而是拉着顾天翔一起去北大图书馆看书，另外去听形形色色的各种讲座，倒也把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

也就是通过这半个月的旷课，范飞才真正体会到了双女王那番话的深意——上课是按部就班的学习，而自由看书和听讲座，却可以真正地开启智慧，从“要我学”的填鸭式教育转变为“我要学”的自主型学习。

范飞现在正在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知识营养，并很快地适应了这种新的学习方式和生活。

范飞一向很尊重知识，包括看上去很枯燥无味的法学知识。因为他知道知识能改变命运，就如同他学到的催眠知识，便轻易地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至于这些看似枯燥的法学知识，也都是前辈们毕生的心血结晶，甚至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从西方引进和捍卫的人类文明精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学知识奠定了现代社会的基础。如果没有宪法中规定的国家主席任期制度，或许现在的华夏国还是一种类似于皇帝传位般的世袭制……

在华夏国的几千年历史中，一向只强调人治，而不怎么注重法治，所以总是动荡不已，这一点直到近代才有所改变，近年来还提出了“要法治不要人治”和“依法治国”的口号，当然，这些口号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口号，一直没得到完全的贯彻和实现，依然路漫漫而修远兮。

而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北大起了很重要的思想种子库作用。

在华夏国的法学教育中，北京大学法学院是历史最悠久的。1898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在戊戌新潮中诞生，是华夏国第一所高等学校，京师大学堂从一开始就在专门学第三门“高等政治学”内设有法律学课程。而从成立之初，北大人就致力于引进西方比较完善的用法律治理国家的理念和相应的法学体系，试图扭转华夏国的人治局面。

然而，北大人的努力曾被多次历史事件打断，差点毁于一旦，只是在北大人的努力和坚持下，才保全了一部分成果。

1937年平津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奉命南迁，于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春又迁往昆明，改校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期间不但损失了很多珍贵书籍和研究成果，而且法律学系的部分师生奔赴抗日前线后，也折损了不少法律精英。

1946年5月，西南联大结束，三校复员，北京大学重迁北平后，法律学系与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合为法学院。之后遇到解放战争，幸喜北平和平解放，北大安然无恙。只是从1957年到十年浩劫前，由于“反右”、“反右倾”、“大跃.进”等政治运动和劳动的增多，法律学系正常的教学、科研活动受到冲击，政治色彩也更浓，法学开始变味和被迫妥协。

只是灾难并没结束，之后真正残酷的打击来自于十年浩劫。在那十年动荡中，打破旧秩序是主流，作为秩序维护者的公检法三家机构都被砸得稀巴烂，社会秩序被破坏殆尽。作为公检法人才输送摇篮的各个大学的法律学系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冲击，绝大部分被撤销，北大自然也不例外。

1970年，北大宣布了取消法律学系的决定。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所有法律学系的教职员工冒着生命危险团结起来，不断地据理力争，甚至以生命为代价去抗争，最终才使法律学系得以保存，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两个免遭解散厄运的政法院系之一。

由于教职员抱成一团，最后基本没有被强行分散，图书资料也基本没有流失，为以后恢复教学和研究工作保存了力量，算是留存了一份火种。

当然，损失也是惨重的。1966—1971年6年间法律学系没有招生，也没有其它形式的教学活动，法学研究和教学工作都被停顿下来。

1972年，一批教师在刚刚得到平反之后，即致力恢复正常的教学工作。首先开办了北京市政法、公安干部短训班，随后举办了华北五省市政法干部培训班。1973年华夏国人民大学法律学系三十六名教职员合并到北京大学法律学系，1978年华夏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恢复时他们中绝大多数又回到华夏国人民大学。1974—1976年，法律学系连续招收三届共计150余名工农兵学员，并同时举办多期干部培训班，为恢复法学教育和法制建设作出了贡献。

在范飞阅读了法学院的历史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北大.法学院是伟大的，在动乱年代为依法治国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火种。

而这些历史，在法学院的课堂上基本是不会说的，范飞也是在北大图书馆查阅到的相关史料。

范飞终于为自己选择了北大.法学院而感到了一些骄傲和庆幸。

他还作出了一个决定，有些课是一定要去听一下的。

因为他在那段史料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于是决定明天就去听那位老人的课。

第233章四大魔盒

杨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年过花甲，头发全白，身体状态也比较差，驼着个背，走路还拄着根拐杖，上课的时候会长时间地坐在凳子上，慢悠悠地讲着课，几乎不站起身来在黑板上写字，因为站着板书对他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

在听了这小老头的一节课后，范飞见杨庆大多数时间是对着教科书照本宣科地念着，就对他很有些鄙视，认为这老教授纯粹是混饭吃，六十多岁了还撑着不退休享福，来这里赚点课时费，误人子弟，何必呢？

相比之下，范飞更喜欢那些从天南讲到地北，能让他开阔眼界的老师们，可惜这种老师实在不多，所以他就很坚决地逃课了，反正他有双女王说的那番话作为尚方宝剑。

所以这一个月里，范飞就只听了杨庆一节课，倒是听了双女王半个月的课，才打了退堂鼓。因为他觉得双女王讲的课虽然有趣些，但仍然略嫌枯燥了，更重要的是她讲的内容，范飞早已自学完毕了。

范飞并不知道，并不是这些老师不健谈，而是因为大一第一学期是打基础的时候，所以老师们一般不会过多的清谈，否则容易干扰学生的视线和思路，所以范飞前半个月的上课才会觉得闷。

相比之下，校园里每天都有的讲座，气氛就活跃得多，让范飞很是赞叹。

作为中西文化科技的出入口和华夏学术文化传播的中心，北大的讲座很多，也很有些档次，远至上个世纪初，就有罗素、杜威先后来北大做学术报告，而现在也经常有国内外政要来发表演讲，还有季羡林、张岱年之类的大师经常来讲座，算是为中国的文化科学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方向，他们的讲话也经常直接影响了国内外汉学的研究动向。而除了这些高档次的讲座，还有数不尽的中低档次的讲座，而这些讲座都很注重思想解放，也重视台上台下的互动性，听起来颇有趣味，还能启发学生的智慧。

在三角地的海报栏上，每天都有不少讲座的广告，由于讲座实在太多，范飞都听不过来，所以他每天都会去海报上认真找找自己感兴趣的栏目，有兴趣的就会去听一听。

讲座一般分为专业类与普遍类两种。前者主要是针对同一学科的圈子，有很强的学术性质和水平，其范围也相对较小，听起来往往需要有坚强的意志才能听下去，听众相对较少。范飞现在基础还比较弱，所以避而远之，一般只听普遍类的。普遍类的讲座虽然深度往往不够，但普及性很强，一般听者不拒，常常人多无位，得早早去占位。

尽管有时得站着听讲座，但范飞也乐意在那里站上一两个小时，接触一下那些新潮的思想。

在顾天翔看来，范飞就是个犯贱的货，在课堂里坐着听课不愿意，偏要站着来听讲座……

所以在有座位时，顾天翔或许还会陪范飞听听讲座，但如果没座位，顾天翔一定扭头就走，抛下范飞去自作自受。而范飞依然乐此不疲，并笑称在听讲座时往往能发现知性美的美女，还能共同探讨一些人生理想。

当范飞听讲座成了习惯后，就对听枯燥的专业课更没兴趣了。。。。。。

只是这回范飞偶然在学校的史料中看到了杨庆的名字，才终于知道这个小老头以前也是个英雄级人物——在十年浩劫中，刚留校参加工作的杨庆听到学校要解散法律学系的消息后，就勇敢地参与了抗争活动，而且始终冲在最前线，最后被红卫兵打了个半死，留下了一身的内伤和外伤，又错过了治疗时机，此后几十年便一直病痛缠身，这才会六十多岁就这般惨淡光景。

平凡的人，也会有不平凡的故事，杨庆就是这么一位保全法律火种的无名英雄，虽然史料上对于他的这段往事只有寥寥的几十个字……

范飞看到这里，不由得对杨庆肃然起敬，决定第二天就重新去听听他的国际法课程，并打算课后问问他当年的这些往事，也算是和英雄零接触一回了。

只是范飞没想到，第二天他和顾天翔去上课时，不但被同学们报以诧异的目光，还在杨庆那里碰了一鼻子灰。

“这位同学，我怎么对你没什么印象？”杨庆拄着拐杖走进教室后，那双有些浑浊的眼睛往教室里一扫，就发现了范飞这个不速之客，却没注意到顾天翔。